今年,是中国科学院文学艺术联合会成立30周年。春华秋实,硕果累累。中科院文联在促进中科院科技文化发展,创作科学文化作品,繁荣科学文化事业中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。文化是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的根,文化是一个行业蓬勃发展的魂。中科院在院党组领导下砥砺奋进,不断创新,在“三个面向”“四个率先”中取得辉煌成就!同时,也不断探索科学文化创新文化的发展,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化艺术爱好者和精湛的艺术作品,形成了我国科技战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!

难忘的一件事

王忠


发布时间:2020-11-30来源:

  万安的七月,骄阳似火,炙热难熬。 

  办公室虽然开着门,依然汗流如注。我正低头看着文件,无意间听到有脚步声在屋外停下。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下,是收发员朱忠妹,欠着身,正往屋里看。 

  “是小朱啊,有事吗?” 

  “啊,没事,您忙吧,王县长。”小朱红着脸笑着回答,随即下了楼。过了几天,小朱又来过一次,我感觉她一定是有什么事。时隔几天小朱又蹑手蹑脚来到办公室门前,倒是我开门见山地说:“有事就进来说吧。” 

  小朱满脸通红,鼓足了勇气,慢慢走进来。站在那儿一边喘着粗气,一边小声地说:“不好意思,王县长,有个事,想请您帮忙。” 

  “有事,坐下说,别紧张。”我起身给她倒了杯水,她接过水,但始终不肯坐下。我也站起身来:“什么事,你说吧。”刚开始她普通话夹杂着江西话,紧张得说得语无伦次,慢慢地渐入理性,话也说得明白了。原来,她老公的侄子,得了很重的病,脑部长了一个肿瘤,做手术需要很大一笔钱,家里负担不起,问我能不能在北京托个关系,少花点钱…… 

  我大意明白了她的意思,并请她详细地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一边听她讲述,一边脑子里飞快地盘算了一下,因为在北京咱们没有医院里的朋友,这个事还真的挺不好办。我一边思考着一边安慰她说:“小朱,你不要着急,咱有病乱投医。北京我虽然没有朋友在医院里工作,但我一定想办法,帮这个忙,但不敢说能帮到什么程度。”话虽是这么说,可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 

  怎么办?我心里嘀咕着。求谁也不如求自己,我立刻拨通了114查号台。问清了北京天坛医院脑外科的电话,决定直接给天坛医院打电话,自己走自己的路。 

  第二天,刚上班我就拨通了天坛医院的电话。“喂,哪里?”“我是江西省万安县……”,刚说到这,对方提高了嗓门:“我们现在正准备查房,没时间接电话。”咔嚓一声,电话挂断了。我拍了拍脑门:“是啊,人家正忙着呢,哪有时间接你的电话。” 

  又一个第二天,九点多钟我再一次拨通了天坛医院的电话。我刚叙述了开头,对方的语气很生硬显得很不耐烦:“我们是护士站,医生不在我们这儿,业务上的事我们也不懂。”哐的一声电话挂断了。我吃了闭门羹,很尴尬,感觉颜面尽失。 

  有了两次失利的教训,又一个第二天的十点半,我厚着脸皮,再一次拨通了电话,好事多磨嘛。听筒里传来甜美的声音:“您是哪儿?”我赶紧叙说着早已编好的话:“我是咱们中科院一位在江西井冈山革命老区担任扶贫的干部。我们这里有一位14岁的孩子,脑部长了一个肿瘤。托人咨询了上海和广州两家医院,手术费都要五万多,贫困县一位普通农民的家庭实在是负担不了。想请您帮助,请示领导能否给予减免手术费用的照顾。” 

  听筒里传来了“这个”明显的顾虑声,接着又说:“我只是一位护士,这么大的事情我可做不了主,要请示我们科领导。” 

  “真不好意思。但看着老乡,那脸茫然无助的表情,我实在没法说,帮不了这个忙的话。可毕竟是几万块钱的事,确实挺难办的啊。”我说出完全应该是对方说的话,心里七上八下地等着对方的回答。 

  “您真是个热心人,等抽空我跟领导汇报一下。”  

  我立刻感觉到对方是位挺好相处的人。 

  “请问怎么称呼您?” 

  “我姓赵叫赵爱萍,您就叫我小赵吧。”真是快人快语的热心肠。“我先跟领导汇报一下,后天我当班,您再电话联系。”我的心忽地热了起来,无限感慨地觉得:天下还是好人多呀! 

  第三天,十点多,我拨通了小赵的电话。“您是王县长吧,您的事我跟科领导说了。因为脑部手术不是开玩笑的事,如果您有病人CT片子的话,需要寄过来,只有看过片子才好确定病情。另外您再把病人家庭的具体情况写封信寄来,我们好向院领导汇报请示。”(国家对老、少、边、穷地区有一定的政策倾斜)。我像领得了圣旨,立刻着手写信和寄片子的事情。 

  信大意是这样写的: 

  天坛医院脑外科的领导同志,您好! 

  我是中科院派往江西担任科技扶贫的干部。今天我怀着急切求助的心情,在井冈山脚下一个偏僻的华南小县里给您写这封信。我县一位老表的儿子经吉安市医院诊断,松果体长了一个肿瘤,高昂的医疗费使得他们望而却步,终日以泪洗面。 

  我在听他的身世时,不止一次流出了同情的泪水。 

  汪业良,一位38岁老实憨厚、寡言少语的农民,他原本有一个不算幸福,两口子经常因为手头拮据而争吵,但也不失为一个完整的家。老婆是湖南人,两个儿子,相差3岁。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。 

  就在小儿子6岁那年,一天早上出门,门口发现了一个裹得挺严实的弃婴,是个女娃。汪业良随即将这个娃抱到村委会,请村长处理。 

  村长看着弃婴,面露难色:“你叫我怎么办?你看着办吧。”村长一推了之。 

  汪业良看到女婴没什么毛病,就动了恻隐之心:“怎么也是条性命,家里正好缺个女娃,如果不管,那娃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?”于是就想收留下来。怎奈老婆死活不肯:“咱家本来就紧巴巴的,两个孩子还要上学,花钱的地方多得很,就咱这泥腿子,怎么能再添一张嘴啊?”老婆说得也不是不在理。 

  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低着头不言语,可心里却拿定了收养孩子的主意。家里添了张嘴,也添了更多的争吵。时间一长,老婆忍受不了这鸡犬不宁的生活,一赌气跑回了湖南,没了音信,任怎么也联系不上了。 

  天,顿时塌了一半。缺了女人的家,哪儿叫家,没热火劲呀!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,两个不满10岁的男娃,就是一个手脚麻利的女人也会忙得团团转,更何况一个粗手笨脚的庄稼汉。一会儿拿锅,一会儿用瓢,还有一摊子庄稼活,汪业良真是呼天天不应,叫地地不灵呀!然而这个朴实敦厚的江西汉子,硬是双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,过起了既当爹又当娘的日子。咱们都是过来的人,这期间,汪业良经受了怎样的艰苦与磨难,吃了多少酸甜苦辣,过得是什么日子,甭说您也能知道。好在汪业良打小过惯了苦日子,农村的孩子也好养活,咬着牙熬呗。屎一把,尿一把,一天又一天地,好容易熬了四年多,小的也能自立了,汪业良的苦日子总算看到了出头的希望。一个不到40岁的壮年人竟然像个小老头。 

  可屋漏偏逢连夜雨,老大汪浩13岁时得了一场盲肠炎。都是叔叔、姑姑们凑的钱在县医院做了手术。出院后没多久,汪浩总说自己的头疼。县医院查不出来,到市医院做了CT,初步诊断是脑部肿瘤。汪浩本来身子骨就弱,我见到他时,皮肤白得没有血色,手腕子瘦得皮包着骨头。搁一般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子正是吃死爹娘的时候,可汪浩却是弱不禁风。 

  学校的老师同情汪浩的不幸,动员同学们献爱心,为汪浩捐钱治病。可捐来捐去,全班30多个孩子只捐了5块多钱。全校也不过几十块钱。5块钱,在北京也许不够一顿早点的花销。咱谁家的孩子,随便吃点什么,爹妈不都是十几、几十的花着。城里人的孩子,脑子里那有钱的概念呀。然而,在我们这儿,捧在老师手里的这一摞5块多皱皱巴巴的钱,这哪是钱啊,这是几十个孩子们火炭一样的心啊! 

  广州、上海的医院5万块钱的手术费,这简直是要了一个农民的命。老天为什么就不睁眼,专拣这老实的人欺负呢? 

  如果咱们天坛医院能帮上这个忙,救我们汪浩一命,我先替汪业良,替被疾病折磨着的小汪浩谢谢你们!如果经过手术,孩子的病不能根治,或是需要别人终身照顾的话,我就替他们做主,这病咱不治了,就看孩子的造化吧。 

    

  信寄出几天后,我电话跟小赵联系。她有点呜咽地说:“看这封信时,我们科里许多同事感动得都哭了,在北京真是很难能听到这样的事情。” 

  我说:“谢谢你们,流着眼泪,看完我流着眼泪写的这封信。” 

  接着小赵跟我说:“我们科里的领导很看重这件事。看过片子,吉安市医院的诊断基本是正确的。现代的医疗手段治疗这个病,还是有把握的,手术如果顺利,应该不会有什么后遗症。这个病在咱们医院手术费也得5万块左右,我们院领导也很重视这个病例,同意减免50%的医疗费用。但是不建议你们来北京治疗。因为一是咱们医院要进行内部装修,比较乱不利于孩子康复。二是你们总要有家属陪着来北京,吃、喝、住、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建议你们去南昌一附院(江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),他们院脑外科的杨主任在咱们医院进修的,是王忠诚老师的学生,现在堪称江西第一刀。你们到一附院,杨主任肯定会接这个病例的。收费应该比咱们医院照顾的价格还低点。” 

  听完小赵的电话,我的心扑腾扑腾的跳得厉害,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,眼泪不知不觉地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天坛医院的白衣天使们,他们治病救人的运作程序,一刻不停地有序运转着。我连忙激动地说:“谢谢天坛医院的领导,谢谢天坛医院的大夫,更谢谢你,小赵。” 

  我随即把天坛医院的回复告诉了小朱,动员他们尽早带汪浩去南昌看病。没几天,小朱来找我说:“我们去南昌了。可是没见到杨主任。另外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穷老表,他们看不起我们。态度也非常不好,简直叫人吃不消。” 

  我不明白个中的缘由,又给小赵打了电话。她说:“杨主任很忙,科里的病例都要他主诊,又要手术,一台手术下来,六七个小时是常有的事,因此你们不可能在门诊见到他。但孩子住院,杨主任肯定会接这个病例的。至于态度现在恐怕也不是一家医院这样。” 

  此后,一直忙于工作。 

  应该是转过年,油菜花开的时节,我又碰见小朱时,问她汪浩的情况怎么样,我满心期待着想听到“已经好了”的答复。令我愕然的是:“两万多块钱,我们还是拿不出,汪浩已经没了。”我的头“嗡”地的一下,腿一软,差点跌倒。 

  “那汪业良怎么样,他受得了吗?” 好像不是从我嘴说出来的一样。 

  小朱不住地摇头,低声地说:“怕他受不了,我们事先找了一个算命的,跟他说孩子命软,15岁之前有一劫,不好过,命由天定吧。就这样他难过了好一段时间,现在已经慢慢恢复得差不多了。” 

  一个年轻的生命,因为没有钱,就这样悄悄地走了。我仰望长空,天是那么蓝,可我许久没说出什么来。 

  这是我在万安经历的一件小事,快20年了,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。 

  万安,一个养育了康克清大姐、王辉球空军政委的红色老区县,她的人民仍然很困难,缺医少药,他们盼望着早一天脱离贫困,过上幸福的日子啊! 

  今天29万万安儿女在党中央的领导下,继承和发扬红色革命传统,大胆创新,解放思想,贫困县的帽子已经摘掉,人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。虽然距离小康县还有一定的距离,但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改善。万安人民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决心甩开膀子加油干,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快步前进!